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尽管中国宪法实施也蕴含着重要的人权保障目标，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在具体法律争议中适用基本权利条款来实现，治理型宪法更多将其纳入国家宏观制度设计与安排中，通过执行这些制度来发挥权利保障功能。例如卢梭、康德的共和哲学对权力分立模式的正当化说明，就不是基于功能适当的考虑，根本上是因为这是实现个体自治与公共自治的最佳理性方案。
宪法作为总章程最核心的功能是凝聚共识、经由团结形成政治秩序。这种理论气魄在现行宪法序言中达到顶峰：《序言》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其中有四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二）反思型宪法与宪法实施的规范的弹性机制 治理型宪法必然决定了中国宪法实施具有反思性（reflective），需要不断调适宪法规范与国家治理现实的契合性、一致性，因此，中国宪法还是典型的反思型宪法。[54]王叔文，见前注[6]，第93页。[45]毛泽东，见前注[11]，第16页。
[22]在这个谱系中，格林指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是自由—民主宪法，它是指作为法律文件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将自由原则和民主原则作为其成立的正当性基础，并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寻求平衡。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5] 同上书，参见第699—670页。
年齢三十ヲ超エル者ハ皆代議士ニ選択セラルノ權利アリ。（三）由于上述结论阐明的原因，至少我国高校法理学教科书应该放弃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改采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同时后者的相对学科地位也需要做切合中国法律生活实际的调整。[39] 同上书，《劝学篇·明纲第三》，第13页a。原因在于，一方面，对公共机关的范围不易取得共识，尤其面对管理功能强大的企事业法人的内设组织和领导者掌握之权。
或许，这既是法学研究使用的权利概念须同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的权利概念对接的需要，也是同汉语表达传统和表达习惯接轨的需要。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
[62]1906年颁行的《大清破产律》第53条规定：凡下列各项情形以倒骗论……既经呈报破产，故意延缓不将财产、货物一切权利及放出债项在地方官或董事处悉行呈报，或不将财产、货物除本人及家属需用之衣服外悉行交出者。如果进入20世纪后的中文法学学者尊重和延续这个传统标示的方向走下去，应该不会有到21世纪权利概念仍然外延模糊、权利与权力混淆不清的问题的。[82]另一种具体表现是，虽认为一般而言权利应被分为公权与私权，但在具体列举公权内容时排除了公共权力，只留下个人在公共参与方面的权利。同类的例证也来自法理学界已熟知的上世纪90年代关于权利本位的讨论过程中，其间有过的一种典型做法是,在权利义务法理学的框架内论述权利本位，而同时又声称权利本位也存在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
日文原文为：在立宪政体下，天下ヲ以テ君主貴顯ノ私物トナスナク所謂天下ノ天下トナス。[1]20世纪之前，中国法律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律学。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虽仍认定权利包含某种可称为权力的现象，但范围限于法律关系主体处理不动产的范围。[61]此即是说，在他看来，权利与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权利无须斤斤计较于财产得失。
[68] 贺卫方：《历史与社会交错中当代法学学术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第24页。显然，国务院是以行使职权即权力的方式行使国家所有权的。
下文只拟对权利一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梁启超的路径等方面的情况做些补充说明。而且，如果从文本看，当今主要大国的宪法，也没有在实在法意义上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实例。
这是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独立汉语表现形式，也是权利概念从其内容一度寄生的权字母体中诞出，以汉语权利一词为载体成为中文法学独立术语的开端。反过来看，如果某种合法之权，人们难以确定它是否权利，那就看它是否为个人利益的法律体现，是否由私人财产支撑、维护，如果是的，它就是权利，不论其享有者是谁，否则不是权利。倡导和运用单纯型权利概念顺应着这些需要，倡导复合型权利概念违背这种需要而且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几乎无法运用。由于有权利概念形成和权利观念的上述发展做基础，加之力主融通中西法律的沈家本、精通英美法的伍廷芳主持修律，中国法制体系在刚进入20世纪时就确定不移地接受了权利概念。[30]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其中3个权字，按现代中文法学的标准区分，一个指权力，两个指权利。
不过，应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生的只是新概念的外壳即它的汉语言载体，其承载的对象权利权力统一体本身及其后面的利益内容和财产内容不存在推陈出新的问题，因为权利权力统一体本身完全是新发现、新证成的客观实体。而20世纪初这照单全收的法学学问中，就包括翻译过来以汉语为载体的外文法学的权利概念。
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虽然，此说未当，夫国家，乃因为其存在目的，而行其正当之权力者。
[58]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直接、间接引语依次引自第5013—5014页。各国法学人士历来区分权利与权力的首要标准实际上是看相关行为直接强制性之有无，无直接强制性归类于权利，有直接强制性归类于权力。
[18]此处之国法，指波兰被瓜分和分治但其仍可保留的民法典和刑法典。实质分类标准的最根本特征，是确定支撑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财产的主体属性，然后根据财产、利益的主体属性来判断具体的权属于权利、权力还是剩余权。有些读者对‘法权一词作望文生义的解释，说它是‘法定权利、‘合法的权利、‘合制度规定的权利。[8]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中的英华字典对right做的汉语解释依次是应当的、不错、不差、着、是、右、直，与汉语的权、权利均无涉。
公司令各股东续缴股银应于十五日前通知，逾期不缴再展限十五日，仍不缴则失其股东之权利。[77]当时的人民一词与个人、公民是通用的。
[108] W.Lobscheid,英华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8, p.1499. [[109]] 童之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第15-18页。也可以说，中文法学的本土型权利概念是外延单纯型的。
无彼我，则无社会可言矣。[60] 同上注，引文依次引自第5022—5027页。
其主要后果之一是，对同一类现象，不仅不同主体掌握和运用这两个有很大柔性的标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也难免得出相互抵牾的结论。箕作麟祥最早的法学译作是1870年出版的《法国刑法》，这本标50个页码实际上100页的书，从头至尾没有出现權利这个词。（4）外延复合型权利仅隐约包含权力，但其支持和运用者对权力现象尚缺必要研究，未形成权力论述和对应概念，而法权明确地抽象自经过较充分论述的权利和权力，同权力的联系和区别较清楚明白。而‘法权这个词意思含混，不能起到多义词的作用。
[107]显然，将所有公共权力作为权利概念外延的安排，在现代欧美法学流派中即使有，也是罕见的，不代表一般做法或主流态度，当代中国法理学不应该罔顾本土传统和现行法律制度盲目追随。这就使得法学研究对权利与义务等关系的研究既片面又缺乏坚实的基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脱离实际，对法律实践没有真实引导意义。
其中最典型的是沈宗灵先生主编的法理学教材。[104]《牛津法律指南》的权利-义务条目中的权利（right），只包含我们签合同或选举投票时改变他人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或‘权力。
多种文献资料直接或间接地表明，19世纪最后30年间，权利一词和权利观念，在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朝廷官员群体中都得到了比较迅速而有力的传播。[[118]] 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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